文 /齐然 编辑 / 漆菲

排版 / 王佳慧

当俄军2月24日宣布在乌克兰境内全面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时，许多人都预测战争会以俄军快速压倒性的胜利为结果。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乌克兰的重要城市中仅有梅利托波尔和赫尔松两处落入俄军手中。基辅和哈尔科夫的攻防则陷入僵局。甚至，乌克兰空军还能零星升空袭击俄军。后者似乎也改变了战术，更有耐心地在城市战中推进。所有关于这场战争会快速结束的判断，都落空了。

这场战争将走向何方？依然很难预测。但因为它，世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巨变。在未来，当快速形成和平变得不再可能，当乌克兰局势再也无法恢复到开战前的状态，战火就会越过临界点，带来不可逆转的一连串骨牌式反应。

乌克兰会变成阿富汗么？

1995年，波黑战争中的萨拉热窝围城战役已经打了三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一直避免大规模军事介入。

◆1992年7月12日，波黑战争中的萨拉热窝，平民在躲避狙击手

12月14日，在奔赴波黑前线和巴尔干各国走访多轮之后，当时53岁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乔·拜登在一次会议上大声陈词道：“欧洲不能独立于美国存在，欧洲没有自己的道德核心……现在出现的任何行动都是因为美国，因为美国终于理解了自己的角色！”他支持美国对塞族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介入冷战后欧洲本土发生的第一场战争。

◆1995年12月14日，时任参议员的乔·拜登在美国国会就波黑问题发言。

27年过去，已成为美国总统的拜登，在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中选择了和当年截然不同的姿态——保持冷静。

2月26日，俄军出兵乌克兰后，拜登对美国公众表示，不会和俄罗斯正面军事冲突，不然将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3月12日，他再次重申称，美国绝不会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更不会在乌克兰上空划定禁飞区。

此前，围绕波兰的米格-29战机能否支援乌克兰的问题，美国和波兰之间多番拉扯却一直搁置。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为了避免刺激俄罗斯总统普京产生误判，拜登亲自阻止了由美国转送战机给乌克兰的提议。

在开战时，面对俄军的快速推进，白宫和北约似乎已经认定乌克兰无险可守。外交官不断催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离开基辅向西部城市利沃夫转移。但随后几天，乌克兰成功延缓了俄军攻势，美国和北约出现了一个新的选择：将乌克兰变成第二个阿富汗。

1979年，苏联为了推翻视为眼中钉的哈菲佐拉·阿明政府，派军闪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拉开长达十年的战争序幕。

本以为会在几周内解决的战事，随着阿富汗各地穆贾希丁（圣战者）武装的崛起和来自西方国家的武器与资金支持，导致苏军在1989年撤军时已有超万人阵亡，为苏联后期的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留下一块持久溃烂的脓疮。

◆1988年5月21日，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从阿富汗向苏联境内撤退的军队

早在俄乌开战前，许多美国政治人物就大力支持这种不直接介入但让俄罗斯“流血”的“阿富汗模式”，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曾鼓吹说：“阿富汗战争在冷战中让他们很痛，这次（乌克兰）也会让普京很痛。”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则提到：“乌克兰的抵抗会让当年阿富汗对苏联的反抗显得温驯……普京会后悔的。”

对美国和北约而言，“阿富汗模式”是最低成本、最高收益的选项之一。他们只需在各方面加强乌克兰的长期作战能力，提供基础的轻型武器、资金和情报，以及道义上的声援和经济上的对俄制裁，就有机会把俄罗斯推入漫长的困境和孤立当中。

对乌克兰人来说，陷入一场长期的阿富汗式的战争，必将带来惨烈的灾难，就算胜利也是惨胜。正如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最近警告的那样：曾经的阿富汗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被大国竞争的游戏所压垮，它还引来无数的“国际战士”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变成了集结无数暴力思潮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这种可能性，必然是乌克兰在未来所不能承受之重。

◆2022年3月7日，一群乌克兰难民在波兰边境城市梅迪卡

但眼下，阿富汗式的局面似乎正在浮现。虽然俄军已在3月29日宣布缩减基辅和切尔尼戈夫一带的部署，但面对西方酝酿的有关“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和持续加码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大概率要硬着头皮将这场仗打下去，至少要实现足够的战略目标，以证明自己开战的合理性，并尽量逼迫乌克兰政府乃至西方在谈判中让步。

另一边，已通过战争凝聚起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也很难立刻接受当前俄罗斯开出的条件。至3月29日，双方谈判进入第五轮，却依然未有明显进展。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愿就乌克兰的中立问题与俄方积极谈判，但尚无迹象表明乌克兰战事将在近期结束。

陷入矛盾的怪异战事

这一方向决定了如今的战争陷入一种矛盾——在“治安战”和“总体战”之间徘徊不定。

这场在社交媒体进行实时直播的战争，再度刷新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的想象。但能够直播，意味着战争尚未摧毁城市中最脆弱的现代基础设施——民用网络通信和电力供应。过去三十年中，能被直播的战争往往不是高烈度的对抗，又或者其中有一方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可是，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事显然不是低烈度的——那些燃烧的、殉爆了的装甲车和坦克都提醒着战事的残酷。此外，它也明显不是一边倒的——俄军远没有达到能够完全掌控局面的地步。

◆战争中的马里乌波尔，一名行人

俄乌战事是一场“治安战”吗？如果单看“去纳粹化”的目的，它好像是。它被普京称作“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仿佛还是过去二十年的“反恐战争”那样，是不对称的、精确的手术刀式行动；但它又显然不是——双方都用上了重炮、飞机轰炸和直升机垂直投送。

那它是一场全面战争吗？它好像是，基辅一方已经为平民分发武器，将大城市打造成巷战堡垒。俄军对乌克兰的“非军事化”要求，意味着会摆出大兵团纵深穿插合围的大规模战争架势，并将包围歼灭乌军的数十万主力部队；但它又显然不是——进攻方没有试图彻底打垮防守方的抵抗意志，乃至没有大规模破坏包括电力、网络、供水和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

既像这个也像那个，既不像这个也不像那个。这场战争的怪异呈现无不在提醒着：我们正在见证的是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包含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变化。毕竟，它的爆发本身就已出乎意料，甚至连许多俄罗斯内部人士都没反应过来。

就在普京宣布承认乌东地区两个“共和国”独立后，和普京熟识的著名战略分析师、前俄罗斯军事情报上校德米特里·特列宁仍然倾向于认为总统是克制的。“他开始时把调子抬得很高，然后降到一个极低的程度。”当时他的判断仍是，普京不太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击——“这可能是个事态逐步降级的过程。”

普京随后作出的出兵决定令人惊讶——它开启了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更令人惊讶的是普京在战争目标上的“大杂烩”——在“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概念之下，包括保护俄语地位、解决顿巴斯问题和克里米亚问题，逼退北约和集体安全等一系列相互牵扯却并不在同一层级的议题被混合打包。

似乎在普京眼中，所有议题都能通过一场战争得到解决。这大大增加了战争的复杂性和混乱局面。

◆漫长的顿巴斯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图为变成废墟的顿涅茨克机场

混合的目的和混合的战争形式也在不断改写乌克兰战事的走向。这其中存在和平的机会，也包含糟糕的前景。

比如，如果进攻一方把总体战的成分提到更高的优先级，那么我们是否会在某天发现不再能看到直播，而平民也将遭受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战争从此会不会变得更像是上世纪初期的那种血腥拉锯？又比如，更多的第三方武装是否会像阿富汗和叙利亚战争那样被轮番投入战场，让目前仅限于两国之间的正面战事变成另一场“小型世界大战”？

除此之外，俄乌战争也存在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阿什福德（EmmaAshford）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警告称，“俄乌战争大大增加了核武器大国误判和冲突的危险，从而让我们更接近于一场核冲突的边缘。”普京在战争初期下令将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调升至“特殊战备状态”，更加触动了这种担忧。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成年时刻”

2005年5月，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上，刚刚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普京端坐在红场观礼台，50多国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坐在他身边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名义，几乎所有大国领导人都来到莫斯科，这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恶化前最后的融洽时刻。

十七年后，当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时，“反法西斯”仍然是其最重要的合法性论述。

克里姆林宫的指控是，冷战结束后独立的乌克兰将二战中和纳粹德国合作的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抬高为民族英雄，并重新书写二战历史，贬低苏联红军的反法西斯事迹，灌输“去俄罗斯化”、反俄语，乃至对俄罗斯族进行“种族清洗”。

回溯过往，班德拉和他活跃于1920-1940年代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乃至他们在二战中试图和纳粹合作、对异族发动清洗以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并非乌克兰特有。

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让人遗忘了一个事实：当时遍地都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结合或相互利用。和日军合作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钱德拉·鲍斯，又或是和德国纳粹合作的匈牙利霍尔蒂政权，乃至美国的3K党运动，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产物。

乌克兰对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重塑，在今天的世界上也不“孤独”。

十年前，伴随着叙利亚战争引发的难民大潮，民粹主义和另类右翼运动在欧洲遍地开花。霍尔蒂政权被一些匈牙利人视为纳粹牺牲品与国家的殉难者；在法国，2021年人气颇高的右翼候选人泽穆尔也为历史上作为纳粹合作者的维希政权辩护……

这些“重写历史”的尝试，和乌克兰民族国家建构中复兴右翼民族主义历史的行动类似，都强调民族国家本身相对于一套全球秩序的独立性。

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视为和1991年冷战结束等同的时刻：一战后，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倡导引入普遍的国际秩序，其中民族自决权和全球协作的道义角色凌驾于一切民族国家的自我冲动之上；类似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代表的秩序也获得高于具体国家主权的地位。

无论是1995年美国对波黑内战的干预，抑或1999年北约干预科索沃战争，都是基于上述逻辑投入的政治实践。

但正如一战之后的“国际联盟”秩序无法应对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危机，冷战结束后所幻想的历史终结也很快被新的民族国家危机所打破。

今天发生在乌克兰的灾难早有先例。尽管苏联解体维持了一时的体面和平，另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南斯拉夫的解体，却是上世纪90年代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说着同样语言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波什尼亚克族人同室操戈，将20世纪初对方和法西斯合作的历史搬出来互相指控——塞族的“切特尼克”、克族的“乌斯塔莎”和穆族参与党卫军的故事，被用以反复动员民族仇恨。欧洲再一次出现了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

乌克兰的战争灾难，是否也会与血腥的南斯拉夫内战类似，留下其历史遗产？比如，它是否会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各自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事件？甚至成为未来民族神话和迷思的组成部分？

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是一个被族群议题和苏联遗产所撕裂的社会：西部的本土民族主义和东部对苏联时代的怀旧格格不入；2004年“橙色革命”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国内的这种分裂。

然而，母语为俄语的犹太后裔泽连斯基的当选，连同和俄罗斯战争的紧急状态，很可能会塑造出对外团结的形象，并重塑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这场战争或将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成年时刻”。

这场战争也让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从苏联遗产的躯壳中脱离开来。

执政二十年间，普京的内外政策经历了巨大转型。2003年访问英国时，普京对俄欧关系的想象是，从北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将是俄罗斯-欧洲一体化的一部分。然而在经历了格鲁吉亚战争、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战争后，普京的政策掉转了方向。新提出的“欧亚主义”意味着放弃和欧洲的一体化，转向坚持以东正教和“俄罗斯世界”为核心的保守价值。

在普京的第三和第四个任期中，俄罗斯的国家政策中加入了诸多东正教和保守要素，如抵制欧洲的性别理论、强调家庭价值和东正教信仰。俄军更在2020年纪念卫国战争75周年之际落成了高达75米的“俄罗斯军队主教堂”，将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纳入东正教的礼仪体系。

◆2020年6月14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在落成不久的俄罗斯军队主教堂

尤其是自2014年开始的顿巴斯战争，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对俄族和俄语人群进行“种族清洗”，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战争将这套逻辑往前推进了一步。西方的制裁是否会加速俄罗斯经济和全球化市场的“脱钩”？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似乎认为“脱钩”将带来机会。俄罗斯学者特列宁称之为“俄罗斯联邦的重建”，“它是俄罗斯国家、俄罗斯制度、俄罗斯经济、俄罗斯社会更广泛意义上的转型过程的一部分，途径是通过摆脱源自西方的全球化的最后残余痕迹”。

相比一场国家间的战争，俄乌战争也许更像一场内战——苏联解体时没有爆发的内战的最终上演。通过把乌克兰贬斥为“列宁的创造”，把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今天乌克兰境内获得的“新俄罗斯”提上历史论述，普京对俄乌关系的理解从苏联的历史遗产转向了对俄罗斯帝国的缅怀。

但接下来，随着这样的历史论述强化，也随着军事行动的发酵，“欧亚世界”中的其他前苏联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将如何理解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一体化？乌克兰战争对历史遗产的冲击，也许会诱发更多余波。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就指出，“如果乌克兰未能按俄罗斯预期的那样，放弃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声索且同意成为中立国，俄罗斯能用自己的文明认同消解苏联解体三十年来日益强化的乌克兰独立身份吗？”

在他看来，对于整个后苏联空间内的新兴独立国家来说，如何回应普京建立新的“认同范围”的努力，已经变得十分迫切。

这一局面也像是亚当·图兹笔下的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自由主义自信能掌握整个民族国家体系，但后者迸发出更大的力量，颠覆了战后和平。

类似的，当年的战败对手——苏联残存躯壳上诞生的新的民族国家，开始借助包括战争在内的手段，否定和改变二十世纪留下的普遍性国际体系想象了。

2015年，莫斯科再度举行盛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仪式。时值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跌入冰点。和以往的仪式一样，国防部长乘坐的检阅车准时从克里姆林宫驶出。与十年前不同的是，镜头有意识地对准了车上站着的国防部长绍伊古。他缓缓伸出手，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此时镜头上移，对焦在克里姆林宫的宫门上方，如今悬挂了一幅耶稣基督圣像。

◆2015年5月9日，胜利日游行上，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胸前做东正教手势

战争的影响正不断蔓延

俄乌战争打响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美国遭到了舆论攻击。

这缘于米尔斯海默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意见：他认为北约不应该东扩，应当承认俄罗斯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类似“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他还认为，不应该花费力气和俄罗斯对抗，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接下来的主要对手是中国。

上述言论遭到自由主义拥护者的强烈抨击。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Applebaum）就指责他为普京发动战争提供了合法性。“莫斯科需要有人说西方应为俄罗斯的‘入侵’负责，而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美国学者（指米尔斯海默）提供了这种叙事。”

这样的争论，类似于冷战初期两位美国苏联问题专家——“遏制战略”缔造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前代理国务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之间的针锋相对。

前者认为，美苏应该划定界线和势力范围进行分治，并认为“只要任何一方都不试图以对方为代价、用挑衅性甚至强制性的方式来拓展其体系的范围，为何两种体系不能在同一个世界和平相处”；后者则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和大国合作原则，认为自由主义无法向苏联妥协让步。

最终，凯南的原则成为东欧“铁幕”的基础。美苏在冷战中设立了一系列的安全格局，如华约和北约的制衡，有关核武器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等。此外，苏联与欧洲也达成了一系列合作项目——石油与天然气的采购协议、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合作……这些环环紧扣的设置，为冷战时期的欧洲提供了一层层安全阀门。

但进入后冷战时代，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更倾向于当年波伦的态度。欧洲与俄罗斯高层的政治逻辑也变得大为迥异。

在各地爆发大规模反战抗议的时刻，普京试图通过高层协议实现势力范围划定的诉求，恐怕很难在如今的欧洲得到认可。和米尔斯海默当年提出的理论不同，眼下美欧所说的“现实主义”更类似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以冷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为准绳，不再考虑为对手留出“势力范围”和“缓冲”，策略上更加具有攻击性——这也被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称之为“好战的自由主义”。

乌克兰确实是这一政策的实践场——欧美国家并没有亲自出马，在进行舆论谴责和制裁的同时，也积极尝试打造一个现实中对俄罗斯构成重大打击的“阿富汗泥潭”。

随着战事的推进，本来倾向于和北约保持距离的欧洲大国纷纷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其中最大的转变莫过于德国。当地时间2月2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国会讲话中强烈抨击普京，与此同时宣布德国增加1000亿欧元军费，将军费开支直接翻倍。他还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运送杀伤性武器支援。

◆2022年2月，一队德军机械化步兵在明斯特训练

这番讲话在二战后是头一次。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德国作为二战战败国，在俄罗斯这样的战胜国面前，一直被历史的“负罪感”所束缚。这是德国第一次公开、猛烈地抨击二战战胜国，预示着德国在欧洲防务安全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将发生结构性变化。

朔尔茨在讲话中还宣布，德国将暂停“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认证程序。这也是一个历史时刻——从冷战开始，从西伯利亚伸向欧洲本土的苏联/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就是东西方合作的象征与标志。这一冷战时代留下的“稳定器”随着俄乌战争而开始动摇。而它是否说明，冷战时期东西方留下的安全格局，到了难以承受而行将瓦解的前夜？

在欧洲之外，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也正在蔓延——它持续得越长，后果就将越深远。印度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迟早会遇到在俄、美之间“选边”的问题，伊朗和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也面临微妙变化。

在俄罗斯周边，冷战中没有加入北约的瑞典和芬兰也在战争刺激下产生了“入约”的声浪。

芬兰五年前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19%的民众支持加入北约。而最近，这一数字超过50%。芬兰民间的一份“入约”请愿得到超过5万人联署。3月9日和10日，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先后表示芬兰将会细致讨论是否应该加入北约的问题——尽管短期看来，芬兰仍会保持在北约之外。

而在瑞典，现任总理安德森宣布将军费增加到GDP2%的水平。尽管其领导的中左翼政府确认不会提出加入北约，但在野的中右翼政党已在北约议题上跃跃欲试。

就中国周边形势而言，变数和挑战也在加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近日提出考虑修改宪法，将自卫队明确纳入宪法第九条。日本2022年的军事开支也将达到5.4万亿日元（约合470亿美元），连续第八年维持增长态势。

这场战争无论胜负、以何种方式解决，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冲击都是巨大的。届时，军备竞赛、外交对峙不仅会席卷欧洲，也终将撼动全球化世界早已“千疮百孔”的根基，把更多危局推至中国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