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了你的后门？”

当这声明显带着调笑意味的言语从中南海邓公所在的办公室里传出，刚刚把一份建议信呈给邓公的国家科技部副部长，也就是身为邓公二女儿邓楠丈夫的张宏，一时间却只得尴尬的笑了笑。

不等张宏出言说明信件内容，坐在办公桌那头的邓公却又马上捏着这份“建议信”，边看边继续说道：“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这一个个都是国之栋梁啊，你这个副部长当得还真是称职。”

从左到右依次为：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这四个上面邓公依次提到的人名正是这封建议信落款处写下的名字，其中：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应用光学专家。

杨嘉墀，空间自动控制学家。

王淦昌与陈芳允两位则分别是核物理学家与无线电电子学专家。

无一例外，以上四人都是当时各自领域的“翘楚”，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有着“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称号，这样的阵容跺一跺脚，别说在当时，就算放在科技已然日新月异的今天，也足以让人抖三抖。

接着，在明晰了这封信落款处四人身份之后再去看那封建议信，原来，这封走了邓公女婿“后门”递上来的建议信，其名字却是《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在这份信中，上述四位科学家针对当时国际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提出了“及时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新技术”的建议。

那么，又到底是怎样的科技发展形势让这四位科学家的心情如此急迫，乃至于通过“邓公女婿”的“门路”将这封建议信递交国家呢？

1 ，历史大势，冷战时期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

有人说，冷战时期是人类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两大阵营在保证互相毁灭的前提下忽得实现某种相当诡异的“和平”之后，美苏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扛把子，就开始为证明究竟是哪个更优秀而使出浑身解数。

那时，科技进步简直就如同一道山崩海啸般汹涌而来的时代浪潮。

里根 与 “星球大战”

所以，要问人类科技发展什么时候最快，答案自然是：冷战。

建议信递交的时间是在1986年3月3日，这时，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正在绞尽脑汁地削弱美国冷战中最大的对手苏联，并提升自己的实力。

1985年1月4日，里根在一次演讲中吐露的“星球大战计划”被美国政府立项开发，按计划，从计划立项开发为起点，至1989年为止，美国政府将累计给予该项目至少2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结果，这边美国花了大价钱要搞技术，那边欧洲也不安分。

1985年4月17日，西德城市汉诺威聚集了来自17个不同国家的代表，这一次他们之所以汇聚于此，是因为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的一条建议，即——欧洲国家需要在尖端科技领域，开展联合研究与开发计划。

“尤里卡”是古希腊语中的单词，意思是：“好啊！有办法了！”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这项密特朗幻想中，能够让欧洲掌握“所有的高技术”的计划被17个与会国一致通过，并最终命名为“尤里卡计划”。

当然，几乎也就在美欧将目光投向科学技术发展的时候，不甘落后的苏联、日本也没闲着，“加速发展战略”与“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正是上述两国在同一时期提出，用于发展尖端科技的政策。

一时间，一股高科技研发浪潮再度席卷全球。

在这样新一轮高科技革命严峻挑战形式的冲击下，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敏锐意识到：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若不急起直追，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2 ，“迫不及待”，科学泰斗“走后门”

王大珩，祖籍江苏苏州，自清华毕业后，他先后赴英、赴日留学。

正是在留学生涯中，王大珩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科研水平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回国后，尽管他一直在光学领域深耕，但始终难免依旧因上述问题而苦恼，也正是在他苦闷之时，昔年两弹一星研发工作中结识的老友陈芳允登门拜访。

王大珩先生

经过一番促膝长谈之后，王大珩成功让老友陈芳允诞生了与他一样的担忧，就这样，在二人即将分别时陈芳允却是突然问道：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

王大珩听得陈芳允此言却是忽得“如梦方醒”，当即拍着沙发扶手回答：

“对，应该让国家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这个点子好！”

本着实干精神，王大珩说干就干，当即花费数天时间草草写出一封建议信的草稿。

随后，在王大珩与陈芳允的邀请下，王淦昌、杨嘉墀两位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也加入了对这件事的讨论，等到讨论结束，建议信定稿，时间也已经来到1986年3月伊始，这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类似“建议信”之类的东西想要被递到中央决策层案头，先要上报中科院，然后再由中科院“酌情”上报，而且即便在被中科院“酌情”上报之后，“建议”能否送到邓公眼前也依旧是未知数。

王大珩本就因这条建议中吐露的问题而苦闷日久，所以，素来雷厉风行的他自然无法忍受这种或许会十分漫长的等待。

怎么办？王大珩很快想起了一个能直接面见邓公的人，他叫——张宏。

第二排为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宏，邓楠（次女）

邓公一生有三个女儿，其中，二女儿邓楠的丈夫就是张宏。

1986年，恰逢张宏正在国家科技部担任副部长，与王大珩这群科研人员多有接触，于是，这群人当即联系上张宏。

张宏是邓公三个女婿于政府中担任职位最高的一个，其行事风格亦是干练异常。

在仔细了解四位科学家究竟要向“自家丈人”提出什么建议之后，他却是毫不拖泥带水的，给这几位急匆匆的“功勋老臣”开了“后门”，表示：自己一定会把这封“建议信”递上去。

就这样，1986年3月3日那天，文章最开始那一幕就在邓公的办公室上演。

3 ，喜出望外，邓公亲批100亿

邓公，#一位被世界各国一致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的人物。

早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7年8月，邓公就曾在一次科学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完满结束之后不久，已经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终于在1977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得以恢复。

紧跟着时间来到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陈芳允先生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公于大会开幕式做出了奠定以后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讲话，即：

“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最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邓公对科学技术发展所秉持的积极态度，让国内的科学家们拥有了更多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当然，对于这些个科学泰斗来说，前面我们提到的所谓“开后门儿”自然也只是一种调笑的说法。

毫无疑问，邓公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所以，在3月3日接到这封由四位科学家联名“走后门”才送到眼前的建议，邓公自然毫无怠慢之意的仔细阅读。

“现在不做，到下世纪就没有了，就根本跟不上了！”

#王大珩在建议中给出的最“严厉”的警告，或许正是这句话，最终让这封建议信成为接下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开端。

邓公对这封建议信的批复很简单：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在邓公对建议信做出批示后的第四天，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一场对王大珩等人所提交建议信进行讨论的会议。

会议结束后，国务委员张劲夫专程找到王大珩等四位建议信的作者，在五人进行一番为期一个小时的促膝长谈之后，张劲夫问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们觉得，国家批给你们多少钱合适？

杨嘉墀先生

众所周知，想要科学研究实现突破，那就不得不如同“烧钱”般向其中投入大笔资金，前面我们提到，美国的“星球大战”国会批了至少250亿美元，而美国历史上的“阿波罗计划”更是要比“星球大战”还能造，那是直接吞了美国至少492.56亿美元。

当然了，美国有钱，“糟蹋”得起，与之相比，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自然大为不如。

所以，出于这种顾虑，四位科学家在张劲夫提出这个问题后互相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给出了一个他们所需要的最低标准——两亿。

两亿，从普通人视角望看，这的确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但是在科学研究中，这几乎只能称得上是杯水车薪。

结果，接下来让他们感到喜出望外的是，就在张劲夫向上级汇报这一要求之后，邓公却是大笔一挥，直接把这两亿往上翻了50倍——这项专款批下来了，数额是100亿。

王淦昌先生

4 ，神舟、嫦娥、北斗、天宫，“863计划”硕果累累

1987年3月，代号“863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正式开始组织实施，上万名科学家在国家财政与政策的支持下，从不同领域各自攻关，协同合作，很快就取得丰硕的成果。

1991年，为了给予这些科研攻关人员以信心，邓公又亲自提笔，为“863计划”题下“发展高科技，实现现代化”这十个满含希望的大字。

一如电影《横空出世》中，冯石将军细细端详壁画“飞天”时咏出的词句，正所谓“翩翩舞翩翩、年年复年年，千古飞天梦，何日上九天。”

“神舟”，#一个寄托着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内涵的名词，也是一个寄托了中华民族千百年“飞天梦”的名词。

“863计划”实施后，王大珩先生便时刻关注着航空航天领域内的点点滴滴。他不仅担任了载人航天工程评审专家组的副组长，也是载人航天应用系统论证、设计阶段评审组的主要负责人。

正是在王大珩先生的悉心指导下，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并实现了天地往返的重大突破。

2003年，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进入浩瀚太空的中国飞行员杨利伟，在乘坐“神舟五号”遨游14圈后安全返回地面。

2005年，费俊龙、聂海胜两名航天员乘“神舟六号”首次实现“多人多天”的“巡天”任务。

2008年，一句“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的声音从万里之外的太空传来，我国也自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活动关键技术的国家。

但尤为令人扼腕痛惜的是，2011年7月21日，中国航空航天奠基人，国防军工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

作为昔年写下建议信的四位科学泰斗之一，王大珩是最后辞世的一位，但即便如此，他却也终究没能看到接下来“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完美对接；

没能看到昔年杨嘉墀、陈芳允两位老友搭建的“北斗”投入使用；

没能看到俄罗斯空间站喊着“退群”之后，各国宇航员拗着性子学中文的模样。

曾几何时，世界上的航天大国，凭借所谓“高级玩法”把我们拒之门外，是几十年前一封“因缘际会”之下写下的建议信，让中国开始了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奋斗之旅。

当然，尽管四位为“863计划”创造契机的科学界泰斗已先后辞世，“863计划”也在2016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863”计划承载的中国几代科学家的激情与梦想将永远让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