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侯长亮在抖音上有一个亲切的名字：山村支教亮亮老师。亮亮老师已经支教十年了，以前在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现在在云南昭通。

他的抖音主页上，所有元素都与支教有关：背景图是去年教师节《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截图，上写亮亮老师为将外面捐赠的80斤图书运到他所在的彝良县海子镇向阳小学，硬是用背篓将书背上了山；头像是一张在学校里拍的婚纱照，妻子是一同支教的雷老师，两人手挽手，被围成圈的学生簇拥在中间，而在帐号简介里，亮亮老师则更清晰地写明了做抖音的初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接受捐赠，除非确实需要。不希望学生依赖他人的捐助，更不希望他们产生不劳而获的想法。引导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从而助力他们，这样的回报才是有尊严有力量的……希望更多善心参与到山村教育核心方面来。”

亮亮老师的头像，是与雷老师的婚纱照

从2018年9月16日到2021年6月底，亮亮老师共发布了670多个视频。他积累了26万粉丝，并开设橱窗售卖课外书和云南当地土特产。

对于亮亮老师来说，如今的抖音就像一座连结山村与外界的桥梁，在短视频的辐射下，山村教育终于不再是传说中的“好人好事”，而是变成了抖音粉丝共同守望的事，正如亮亮老师所想的：“既然选择做一根火柴去点亮乡村教育，那不如靠抖音把这根火柴变成火把。”

以下是亮亮老师的自述。

“我到底应该怎样去帮助他们呢？”

我决定去偏远地区支教是在2011年，当时我仍在湖南文理学院计算机系读大四。通过网络和学校的宣传，知道国家有一个“西部计划”，每年会招募应届毕业生去西部基层从事一到三年的教育、扶贫的志愿工作。

我很想去，可是很纠结，爸妈还在赚钱供我读书，我是不是更应该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呢？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他当时在广东一个牛仔裤厂打工，我告诉他我想去，他想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话：“那里的条件可能比你想的更艰苦，你自己考虑好。”

最后还是将报名表交了上去。我太知道农村孩子上学的艰辛了。

亮亮老师背书上山

我老家在湖南省邵阳市一个偏僻的山村，因为妈妈身体不好，家里又有三个孩子，所以爸爸没法出去打工。那时村里没有小学，只有教学点，幼儿园到一二年级我们就在家族祠堂里上课。祠堂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毛坯房，读到三年级就倒了，没办法，老师又到处找哪家有可以出租的房子。

那时学费也经常交不起。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我妈身体好起来后，我爸就去了广东的建筑工地打工。过年时，我们原以为马上就有糖吃、有新衣服穿了，但没想到老板卷钱跑了，我爸一分钱都没拿到。元宵节那天要交下学期的学费，家里没钱，我爸就到处找人借，最后总算借到了400块。

在农村，因贫困而辍学是常有的事，像我哥，初中就出去打工了。我中考成绩能进县城最好的高中，但因为镇上的高中给我奖学金，就没去城里念。后来第一年高考，我没考好，又复读了一年。读书改变命运，我直到今天都是相信的，读了书，至少能有更多选择，不是吗？

2011年7月，我与另外两个朋友来到了广西河池的大石山区。那里的条件确实非常艰苦。我从没见过土资源那么匮乏、缺水那么严重的地方。地里种不出庄稼，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外出打工，所以当时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会在四年级、五年级时失学，然后去广东做劳力。

有些我能劝回来，有些不能。2013年刚过完春节，我刚从湖南老家回到河池这边的县城时，有个同事打电话告诉我，说你们班有个女生不念书了，要出去打工，现在就在开往县城的班车上。我半路截下了这辆车，上去问她怎么回事，她一直不说话，然后我就看到了她身旁坐着她已经在外打工的哥哥。我当时就明白自己劝不回来了。我对自己失望，同时感到无奈：我到底应该怎样去帮助他们呢？

“亮亮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上课？”

2013年夏天，我离开了大石山区。两年，这是我原先给自己设定的支教时间。我来到深圳做网络销售工作，可是心里总觉得有件事还没做完。那个暑假，

不断有学生问我：“亮亮老师，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课？”

去年9月，我发布过一个视频，我坐在小巴上准备离开，孩子们唱起《再见》，与我挥手道别。学校的代课老师拍下了这一幕并传给了我，在深圳时，这个送别的画面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我发现自己还是想回去，尽管留在深圳我能赚到更多钱，而去山区支教，只能拿到每月800块的补贴。

离开大石山区时，孩子们唱起了《再见》

就这样，乡村教育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亮亮老师”成了我最自豪的身份。周一到周五，我每天上十来节课，此外还要帮他们拓展阅读。对于这里的小孩，捐书很容易，可是要培养阅读习惯就很难。我尽最大努力弄到了一些课外书，然后请外出的村民帮忙带了进来。有些学生，最后痴迷到什么程度呢？教室里有两个书架，中午他们就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这件事被广西当地媒体知晓后，报道了一轮。我很惶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才从事四年教育工作，怎么顶得住那么大的光环？

和学生在一起

2015年8月，我离开广西来到了贵州毕节，2017年，我又开始在云南昭通支教。也就是这一年，我认识了志同道合的雷老师。我每月拿800块钱补助，一个人花还好，反正吃住都在学校，但是谈了恋爱，压力就不一样了。她家里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在一起，因为800块钱在现在这个时代就相当于不挣钱。我爸妈虽然没有说让我换工作，但每次回家，亲戚们在一起吃饭，总会聊到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支教和赚钱无法两全，我也觉得痛苦。有年暑假，我问做香蕉批发生意的姨妈拿了货，在县城卖了一个多月的香蕉。天气热，香蕉容易坏，拖着木板车还要躲避城管，每天起早贪黑，也就只能赚一百多块钱。

亮亮老师、雷老师和学生们的合影

2018年9月，在一个热心公益的朋友的鼓励下，我开始做抖音，慢慢积累了一些粉丝。我主要是拍摄自己与孩子们相处的点滴，让更多人知道支教生活面临着哪些困难，又有哪些温情。现在乡村教育的硬件设施比以前好多了，起码不用担心孩子们没有纸、没有笔了。以前缺课外书和体育器材，现在根本不用愁，你上网发个募集信息，会有很多人愿意献爱心。我的视频被更多人看见后，底下留言最多的就是说想给我们送东西，但我其实很怕学生对外界的捐助产生依赖。我希望他们学会自食其力，自己去面对困难、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等待别人的奉献，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抖音简介中那么写。

在我看来，现在这些偏远地区最缺的还是老师。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有待提高。去年3月，马上就要开学了，可附近好几个学校都还需要老师。于是我就录了一个抖音视频，让几个孩子每人拿一张纸，写上“老师，你在哪儿”“我们在等你上课”“你愿意来支教吗”，依次出现在镜头里。后来，果真有几个老师通过抖音联系到我，并来到了昭通支教。

乡村教育缺老师

“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师手里”

抖音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在做的事，也让当地的家长、学生和我自己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像云南当地的天麻、蜂蜜、竹笋，质量不错，在抖音上也有一定的销量。

我经常发布老师和孩子们一起上山采竹笋的视频，有些人就说，你这个老师怎么还发抖音宣传自己，怎么能利用孩子赚钱？他们不明白经济收入对于一个孩子教育机会的影响。春天上山挖一季的野笋，背下山卖给贩子，孩子们能赚大几百甚至上千元，而这笔钱，可能就能使他们不再因贫困而辍学。我和几个朋友合作，用机器帮他们烘干，再在网上卖，每斤笋的价格能比市场价高7毛到一块五。去年疫情期间，学校不上课，我就靠卖笋赚了一万块。我想网上的质疑、批评都不太用理会，因为我没有因抖音影响教学，反而给学生们带来了更多利益、为自己与家庭减轻了一些负担，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讲，自媒体创业也让我对乡村教育有了新的认知：我们一直在鼓励孩子读好书，走出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更应该教他们学会利用当地资源，以自己所学推动家乡发展吗？

亮亮老师上山挖竹笋，补贴家用

乡村振兴一定要靠本地人才能成功，靠外面是不可能的。我希望自己的选择能在无形中影响这里的孩子，如果他们愿意大学毕业后回来反哺大山，那教育才是真正有效果的。我想，老师的作用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告诉学生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在广西的第一批学生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其中就有一个特别令我欣慰的。

那是一个女生，很内向，平时不爱说话。2013年7月，期末考试刚结束，大家都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她走出教室又折了回来。她问我，亮亮老师你今天能不能去我家？我说你家那么远，我今天去了就回不来了。然后她告诉我，你今天不去，下学期我爸爸可能就不让我来上学了。我这才明白过来，她是鼓足了勇气在向我求助。我拿上手电筒，跟她翻了好几座山回家。后来我终于说服了她爸妈，说有什么困难，学校会尽量帮忙。

我离开广西后，我们断了联系，我不知道她是在继续读书，还是和同龄人一样去广东打工了。直到我开始在云南支教，她才通过同学要到了我的电话。她说她读了幼师，因为她想像我一样去引导别人。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高兴，教书育人，最重要的就是把心放到当地，然后等它开花结果，所以直到现在，我依然愿意按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句话去努力：“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员手里，如果培养出一百万个优秀的乡村教师，将会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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