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14年，消耗了日军150万人。但中国仅军队就牺牲了380万人，太多太多的无名英雄，用血肉之躯阻挡了侵略者的罪恶之路。这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红军、川军、滇军和国民党的正规军以外，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那就是80万贵州军。

贵州军比川军的装备还要惨

“走到千里之外，只为了能为国家出力”。#一句十分悲壮但又饱含了贵州军朴实的爱国情感的简单话语。贵州地区多山多少数民族，所以全省经济相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是落后的。从清朝末期开始，贵州全省的各项开支，自己的税收已经不能负担，国库也不发，怎么办呢？就只能靠邻近省的调剂，称之为“协饷”。到清政府覆灭，国家又陷入战乱，各地都不太平，贵州更是孤立无援。但贵州军队还在，只不过士兵的军饷和补给就非常少了，除了必需供应的粮食、药物以外，服装被褥上都是能省则省，武器装备也简陋，很多士兵还背着从自己家里带的大刀。

那个时候西南山区的经济和军队普遍都不太好，悲壮而又群情激昂的川军，每个士兵也只有粗布单衣、绑腿、单被、草席、斗笠和草鞋两双。而且这样的装备也只有在隔壁川军的队伍里才算配得整齐，因为四川相对而言比贵州粮草充足一些，经济上富余一些，军阀和军官有名气一些。

贵州军不仅吃得差，武器装备差，连基本的服装都配不整齐，在他们正式走出贵州，奔赴抗日战场的时候，很多士兵只有草鞋甚至连草鞋都没有，只能赤脚。被叫成“草鞋兵”。

而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川黔地区有种植鸦片当经济作物的时期，而且一度把鸦片当做硬通货，成为军阀敛财的工具，必要的时候，鸦片就直接换算成钱发给工作人员当薪水或者给部队当军饷。这样一来，士兵中有吸大烟的，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长官带头的。

而一个没有足够财力支撑的部队，在训练和兵力补充上，就显得没那么讲究，甚至可以说，来人就能当兵，而训练是要有专业的军官将领才能做到的。贵州军还不足以满足这个条件。所以，在有军校毕业的将领带队的国民党正规军眼里，川军、桂军、滇军、黔军还有湘军、粤军等等，统统都被认为是杂牌军。这其中，因为川黔两地士兵的特殊性，他们不仅带着打仗用的枪，还带着烟枪，也就被正规军们戏称为“双枪兵”。

军纪懒散、士气不高，甚至还抽大烟，这完全就是标准的乌合之众的样子。也因为如此，川军和黔军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滇军有龙云，因此滇军一向有骁勇善战、战功卓著的美名；桂军有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都是有专业的军官培训经历的，主要是比较有钱，部队纪律好，所以整编起来不难；只有川军和黔军，被认为是西南匪徒，士兵素质参差不齐，穿戴也和正规军大相径庭；部队里军官的老婆多，士兵的烟枪多，而烟枪甚至比武器的枪杆子要多。这些，都是被别的军队嘲笑的点。

当然，川黔两地的士兵大多数身高不高，还喜欢用方言等等，都让其他军队的士兵觉得川军和黔军土里土气，上不得台面。

贵州军用实力和战绩刷新人们的偏见

不过，打仗也不是看谁光鲜好看的。在淞沪会战中，黔军用战绩洗刷了人们的偏见。

黔军在1935年，接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整编，为第102师、103师、121师、140师和新编第8师，柏辉章、何知重、蒋在珍等人是其中有名的贵州籍抗日师长。

1937年10月，柏辉章带领军队到达上海，归于胡宗南指挥，恰逢胡宗南部队伤亡惨重，急需补充兵力，因此马上命令102师607团归第一军第一师指挥，612团归第8军指挥，师部及609团、补充团，则作为预备队。并且特别命令607团和612团强渡苏州河，务必守好最前沿阵地。

这个命令对于当时讲究派系和手握自己的兵权的现状来说，无异于是分权、削兵。但师长柏辉章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并没有纠结一己之私，他坦然地接受了安排。并且告诫士兵们，我们是在战场上作客，是临时找“婆家”，不要想着身后有战友，打起仗就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如果有不服从安排的士兵，直接军法处置。

怀着慷慨赴死的决心，612团在渡河时比较顺利，但607团却遭到了日军的猛火阻击，607团浴血奋战，击沉敌人两艘巡逻艇，但牺牲了两个排长，几十个士兵。于此同时，护卫师部的609团也遭到了日军攻击，柏辉章显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当即命令补充团迂回敌后，以肉搏战的形式，击退日军，同时解除了日军对于胡宗南17军团的侧翼威胁。

原本被人看不上的草鞋军一战成名，令胡宗南大感意外，他把607团和612团重新还给了柏辉章，并赞叹黔军“奋勇克敌，显树战功”。接下来，他把102师整师放到第八军，继续作战。102师一直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不断立功。

上海地势平坦，白天，我军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飞机和坦克，因此102师白天避战，晚上则反过来夺取战地，战场就在敌我双方的拉锯中持续很久，装备还是那些装备，但硬是把日军拖在了原地。后来102师奉命掩护主力部队后撤，和追击日军一路激战，最终只剩下3000人。虽然102师一度恢复兵力到700多人，并且补充了德国和比利时装备，但在增援徐州之后，被日军围困砀山，3.4团团长牺牲，营连级以上的干部大部分死的死，伤的伤，大部队只剩下2000多人。柏辉章的弟弟也在突围中死亡。阵亡干部被追认为上校、中校，受到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等人的题词。

陈蕴瑜在生前曾给家人写信，慷慨陈词，让家里人不要担心他，他是为了国家而牺牲，不成功便成仁，而舍身为国，是军人天职，原本就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为国捐躯，是死得其所。

贵州军140师在台儿庄主战场和日军正面对抗，这一仗酣畅淋漓，把日军阻击在台儿庄南端的运河沿岸，后撤的日军舍弃了大量武器装备和战车辎重，连重伤的日军都不要了。而140师越战越勇，在追击战中活捉了日寇几千人；但他们的伤亡也是惨重的，全师营连级以上干部牺牲了30多个，官兵共伤亡3000多人。

103师分别参与了江阴定山阵地战、钱家村突围战等，独立34旅在浏阳阵地战和无锡阻击战中，遭遇强敌，战况十分残酷，连长牟恩光用手榴弹和血肉之躯抵挡住了敌人的坦克进攻，在自身伤亡无数的情况下，仍然组织反击逆袭。最终也只剩下2000多人。

蒋在珍的新编第8军在抗日前线的禹门一战中，先后打退日军的70多次进攻，把阵地牢牢守在自己脚下。这之后，在桂林、全州的反攻战中，新编第8军全军覆没。

1938年12月，黔军121师和82师、102师、103师、140师和55师同时参加武汉会战，121师奉命防守江阴，#战场要害之地，在两个月内和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交锋。贵州军，又一次用热血和身躯抵挡住了日本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进攻。在武汉城外的田家镇松山口，贵州军又一次拖住了日军，打残了敌方两个联队，缴获大量武器。贵州军在所有的作战任务中，从来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存亡问题，一直以守住阵地、夺回领土为己任，在田家镇守住了几乎大部分的要塞，战果累累，有效牵制了日军进攻大部分国土的脚步。

1939年开始，日军向长沙发动了长达5年的大规模进攻，日军和我军进行了四次大战。1941年秋，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贵州军140师奉命增援，从长沙东乡顶着日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出发，坚决坚守大头岭主峰。在抵挡日军进攻时，140师隐蔽在日军进攻的公路两边的山林里，待日军后撤时，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用山地伏击，重创日军，缴获了大量物资。同年冬天，日军纠集了20多万人再次进攻长沙，又是140师和日军进行了多次交战。

1942年4月，日军占据松山，号称即使中国军人召集10万人，也休想把松山夺回去。黔军103师用了两个月，誓死杀敌，最终将敌军号称的加强联队3000多人全部歼灭，敌方队长自杀，只留下后勤人员做了俘虏。103师的600多热血忠良，也永远地留下了他们鏖战过的土地上。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日军势力远没有到达中国西南地区。但川军和贵州军仍然从千里之外赶到了抗日一线。战后统计，川军在抗战中，总共派出了大约350万人出川，牺牲的人数多达60多万人；贵州军总共出来80万左右，最后只剩下了附属于中央军的几个师。除了编入国军的，还有奔赴延安加入共产党的贵州籍爱国人士，比如合拢的湘西军，就号称“三千子弟兵，八百贵州人”。

在外敌面前，所有同胞都该勠力同心，共同抗敌；在缅怀先烈的时候，也应该牢记每一位英雄的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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