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ss标准化系数分析解读（spss标准化数据怎么处理）

摘要:本文从城市舒适性体验视角来分析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根据青年需求和因子分析结果，青年的城市舒适性体验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舒适性体验显著促进青年幸福感;其中，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相较于公共服务类舒适性体验，社会环境类舒适性体验对青年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显著增强。本研究不但为把握和理解青年幸福感提供了新视角，衡量生活品质的指标由数量指标转向体验性指标，而且还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参考。关键词:城市舒适性体验;青年;幸福感;生活品质;青年友好型城市

一、问题提出

已有关于城市青年幸福感的研究中，从阶层、婚姻家庭与收入等视角分析比较常见。然而，“伊斯特林悖论”提醒人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带来国民的幸福感[1]。随着国家逐步富裕，幸福感将愈加受非经济因素[2]，也受到生活体验的影响[3]。这说明，传统经济因素在解释青年幸福感研究上存在局限，青年幸福感的实现途径已开始转向对生活品质的体验。因此，对城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能只停留在传统视角，需要向生活品质的城市舒适性体验新视角拓展[4]。

城市舒适性(Urban Amenity)是指能够给人们带来舒适和愉悦感受的事物，主要涉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等因素[5];对于这些事物的经历与感知称为城市舒适性体验。它是产生幸福感的又一重要来源。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提出，如果世界上的城市要成为生产力和幸福的中心，政府都需要提供清洁的水、安全的社区和快捷畅通的街道[6]。这意味着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不仅在城市生活品质提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等概念与要求。这说明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等生活品质因素在国家政策与城市工作中已占据了重要位置。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青年群体对城市生活品质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成都、济南等城市提出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也是对这种新变化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其中，成都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契机颁布《青年友好城市营造共建共治共享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公园城市示范场景营造和城市公共服务提升等内容。可见，我国城市实践已开始重视从生活品质视角来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承载力，实现青年幸福生活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7]。然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实证研究往往以物质数量衡量生活品质，缺少体验性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也明显滞后于城市实践。

基于此，本文从聚焦生活品质的城市舒适性体验新视角出发来分析城市青年幸福感。这是一个综合性视角，不仅关注对城市公共服务的物质体验，也整合了社会环境的软性体验，顺应了青年城市生活需求正在从注重物质需求满足到更注重社会氛围，更注重综合性需求的体验化转变。这为理解城市青年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提供新视角，同时也为青年友好型城市构建提供新路径。

二、文献回顾

1.阶层、婚姻家庭和收入与幸福感影响研究

阶层是影响青年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阶层越高，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大，幸福感越高[8]。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其幸福感越高，但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整体上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有限[9];良好教育背景有助于提升青年幸福感[10]。还有研究发现，收入对青年幸福感影响呈现复杂性，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11]，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更具效力，单纯提高绝对收入不一定能提升青年幸福感[12]。相较于阶层视角，婚姻家庭视角深入社会文化和家庭内部研究青年幸福感。有学者基于婚姻的“选择效应”和“保护效应”进行研究，发现结婚显著提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13]，而“空巢青年”的幸福感更低[14]。还有学者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研究发现，“成家立业”对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15]。

2.公共服务、社会环境与幸福感影响研究

有学者从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角度研究青年幸福感，不过多是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各个指标原子化、碎片化地进行分析。关于公共服务与幸福感，有学者发现除个别项目外，大多数公共服务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16][17]。也有学者持不同结论，公共服务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8][19][20]。公共服务设施对于不同人群有影响差异，如年龄在37岁以上人群，幸福感更易受到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质量的正向影响[21]。关于社会环境与幸福感，有学者认为，公平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显著促进居民幸福感[22]。相对老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出现了明显的代际转化，由经济适应向社会适应等方面转化[23]。有学者还提出，社会参与有益于个人与社会融合，进而提升幸福感，而社会参与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交往关系和信任程度产生的[24]。

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系统性地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而是将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因素单一化地隔离开来进行讨论，对新发展阶段下城市青年幸福感的解释力有限。随着城市发展的美好生活转向，青年幸福感研究视角也应转向综合性的生活品质因素。生活品质既是以客观因素确定的，也是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知[25]。生活品质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物质组合，而是基于城市青年生存与发展的综合环境。

3.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影响研究:城市舒适性体验

相比过去，受到更好教育的新一代青年群体不仅追求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更加看重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活品质。不同于外在性、碎片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因素，城市舒适性体验是综合的，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整体经历、感知与评价，综合了人们享受物质和文化发展成果的水平和对这种享受的整体性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26]。城市舒适性体验反映着城市生活品质好坏。已有研究发现，反映生活品质的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针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由心理、社会、健康、环境维度组成的生活品质显著影响幸福感[27]。在中国，有研究以参加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的频率与文化休闲娱乐支出测量居民的生活品质，发现生活品质显著促进幸福感[28]。但显然，仅关注休闲生活是不够的，生活品质需要由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操作化，既包括物质体验也需要包括社会环境的体验。

城市舒适性体验是能够反映城市生活品质的新分析工具。以特里·克拉克(Terry N.Clark)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团队对北美上千个城市从舒适性体验视角来衡量地方生活品质与社会生活及其幸福感的关系。该视角综合了主观和客观因素，区别于以宏观生产、财富、物质空间为导向的物质需求分析视角。城市在工业发展阶段，物质与社会环境往往是割裂的，而现在城市中的居民越来越多地提出生活品质需求，比如强调社会环境的审美问题[29]。有学者提出，围绕舒适性体验的自我激励行动是社会凝聚力和社会互动的重要特征，城市通过舒适性体验和对舒适性体验的消费表达共同情感，并将个人置于城市社会环境之下[30]。可见，舒适性体验是这些分析视角的核心概念，城市舒适性体验反映了城市生活品质，将个人的福祉与城市相连接。这意味着，城市舒适性体验的好坏直接影响城市青年群体对生活品质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幸福感。

聚焦生活品质的城市舒适性体验新视角有效整合了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体验[31]。过往学者无论对舒适性体验如何进行细分，基本上都将舒适性体验分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两方面，或以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为主要内容。克拉克认为，舒适性体验包括自然与物质舒适性体验、人造舒适性体验、社会经济构成和多样性、居民的价值观和态度[32]。周京奎认为城市舒适性包括基础设施环境舒适性、公共卫生与生态环境舒适性、人文环境舒适性、社会服务环境舒适性、社会安全性及城市拥挤性[33]。温婷等人认为，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分为健康需求、自我发展需求、休闲需求和社会氛围需求[34]。喻忠磊等人认为，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总结起来可归为自然环境舒适性、人工环境舒适性和社会氛围舒适性三方面[35]。

当前，国内外关于城市舒适性体验的研究倾向精英化，更多运用到城市如何吸引青年人才上，缺乏有关普适性幸福生活的研究，并且多以数量指标衡量，缺乏利用体验性指标的研究。尽管目前国内缺乏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作用研究，但有学者利用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研究发现，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高度关联，作为社会质量评价的一部分，社会经济保障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物质基础[36]。在韩国，有学者基于城市舒适性体验理论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城市舒适性体验带来的文化机会能显著促进幸福感[37]。公共服务体验是生活质量的基础性体验，能够促进青年幸福感。在美国，与福利水平较低的州相比，福利水平较高的州，其社会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重视自由、自我表达和独立的包容性社会环境才拥有更强的幸福感[38]。这说明公共服务是社会环境体验的基础，两者作为城市舒适性体验的组成部分，互不分离，社会环境作为城市舒适性体验的另一重要内容，也可能是促进青年幸福的重要途径。但在国内，还缺少基于整体性的生活品质视角分析社会环境对城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提出:

假设1:城市舒适性体验的提升有助于提高青年幸福感。

假设1a: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提升有助于提高青年幸福感。

假设1b: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提升有助于提高青年幸福感。

站在青年所处的知识社会时代来看幸福感。1962年，西方学者提出“知识经济的兴起”[39]，德鲁克创造了“知识工作者”一词[40]，这一结构后来扩展到“知识社会”[41]。随着我国知识社会的来临，更多青年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受教育水平可能改变城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跨国研究发现，地区教育水平更高，从事基于知识的创造性工作的人越多，其幸福感越高[42]。佛罗里达(Florida)从城市幸福感的宏观视角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于城市幸福感的形成发挥着中心作用，超过了收入以及其他变量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城市舒适性体验交互影响，人力资本与其他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正相关，比如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人力资本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生活的机会和资源，对幸福感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43]。尽管国外有基于受教育程度与城市舒适性体验的交叉研究，但国内缺乏相关研究。由此提出:

假设2:知识社会背景下，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增强。

假设2a: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增强。

假设2b: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增强。

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与样本构成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问卷选择18~44岁居住在城市的青年进行研究，排除变量缺失个案，获得样本总量为1592。男性占比为47.93%，非农业户口占比为55.72%，青年非独居者占87.50%，已婚者占70.16%，有非农工作者占76.07%;平均年龄为31.98岁，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2.70年。

2.因变量

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选择CGSS2015问卷问题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1到5。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将因变量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将“幸福”和“非常幸福”赋值为1，即幸福。就此，82.73%的青年认为幸福，青年群体总体幸福感较高。

3.解释变量

城市舒适性体验包括“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2个维度及12个具体指标。其中公共服务题目来源问题B16:“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政府所提供的下面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如何”;社会环境问题源自问卷问题A33~A35的社会态度问题，包括“社会信任”“社会公平”“社会上，别人是否会想办法占便宜”。将所有问题指标统一度量方向并标准化后，纳入因子分析，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提取，并使用凯撒正态化最优斜交法进行因子分析。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936，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调查数据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12个指标被降维为2个公因子，其中公因子内指标的得分情况分别命名为“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本文通过回归方法，利用SPSS软件计算并获得每个样本在2个公因子上的标准化得分作为自变量，因此在模型中，“城市舒适性体验”分别由标准化的“Z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Z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体现，如表1所示。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将形成“Z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Z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与“受教育年数”的交互项“教育*Z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教育*Z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作为验证假设2中模型的“城市舒适性体验与教育交互项”自变量。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阶层、婚姻家庭3个类别、14个具体变量。其中二分类变量包括，性别(“1”=男性)、政治面貌(“1”=中共党员)、户口状况(“1”=非农业户口)、户籍地(“1”=本区/县/县级市户籍)、婚姻状况(“1”=已婚)、工作状况(“1”=有非农工作)、居住情况(“1”=非独居)。定序变量包括身体健康状况(最低1至最高5)、心理健康状况(最低1至最高5)、自评社会等级(最低1-最高10)。连续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年数、ln家庭人均年收入和ln个人全年总收入。

5.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对城市舒适性体验量表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形成2个主成分“Z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Z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其次将自变量、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验证假设1、假设2及其子假设。

四、数据分析结果

1.阶层、婚姻家庭等传统个体特征因素仍促进青年幸福感的提升

本研究首先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该模型变量包括了在传统因素中人口学特征、阶层、婚姻家庭3个维度。其中，年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自评社会等级、非独居、已婚显著影响城市青年幸福感。对于城市青年群体而言，婚姻、家庭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成家”是实现城市青年幸福的重要途径。身心健康显著促进幸福感，健康的身体是城市青年发展的“本钱”，年龄增加也会显著降低幸福感。“本区县户籍”“非农业户口”并不能显著促进其幸福感，其系数也仅在0.1左右，这可能与“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政策有关。绝对收入影响不显著，而相对收入则显著影响城市青年幸福感。尽管青年是“知识社会”的弄潮儿，但在未纳入城市舒适性体验变量前，受教育年数对其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详见表2。

2.生活品质影响因素凸显，城市舒适性体验有助提升青年幸福感

影响城市青年幸福因素开始转向生活品质，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作用高于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模型2加入“Z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Z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模型2整体情况良好，且加入城市舒适性体验变量情况下，模型2的-2LL值小于模型1、NagelkerkeR2值大于模型1。就此，模型2加入城市舒适性体验变量后，拟合效果更好。模型2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能够显著促进城市青年幸福感，假设1a、假设1b均得到验证。在模型2中，已在模型1中的显著变量依然显著，并且“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发生概率比值分别从1.555和1.264下降到0.087和0.089，这可能是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身心不健康青年群体的保障和包容导致，尽管如此，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仍然显著促进幸福感。“Z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和发生概率高于“年龄”变量;而“Z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的系数绝对值还高于“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自评社会等级”“已婚”，影响城市青年幸福因素从阶层、人口学特征等方面转向生活品质。此外，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在当今中国城市，青年已不再满足于公共服务这一物质条件上的舒适，更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从而实现高品质的幸福生活。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受教育年数”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模型2内的系数和发生概率比值相比模型1大幅下降，显示出“知识经济”时代，城市舒适性体验可能与受教育程度呈现交互作用，就此将验证假设2，详见表2。

3.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增强

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纳入城市舒适性体验与教育交互项，以验证假设2。结果显示，模型3的拟合效果好于模型2，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Z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显著促进城市青年幸福感，而“教育*Z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不显著，假设2a未得到验证，而假设2b得到验证，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显著增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影响几乎没有变化(B=0.001)。这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具有基础性作用，其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不因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在我国，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除了基础性作用外，还具有包容性和普惠性，而要满足未来更高水平“知识社会”的要求乃至建设世界城市的需求，需要着力发展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

五、结论与讨论

在已有对青年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中，传统视角从阶层、婚姻家庭与收入等个体特征因素分析比较常见;尽管也有研究从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来分析青年幸福感，然而并没有系统性整合于青年对生活品质的体验。随着经济社会向更高水平进阶，青年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城市舒适性体验越来越看重。这就意味着，只从个体特征或把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变量原子化地纳入模型，这对青年幸福感的解释力度有限。本研究聚焦生活品质的城市舒适性体验新视角来分析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把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系统性整合，并内化为青年对城市生活品质的整体经历、感知和评价，这也摒弃了以数量指标衡量城市舒适性的传统方法，更加完整与准确地回应了幸福感的生产机制。

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婚姻家庭与收入等个体特征因素在促进城市青年幸福感提升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城市舒适性体验在促进青年幸福感的作用上越来越明显。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的影响因素也高于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在物质层面的均衡、普惠基本实现后，城市青年更重视社会环境。研究还发现，伴随着城市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显著增强。这意味着，受教育水平越高的青年，更加看重诸如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等社会环境体验。因此，分析知识社会下的青年幸福感，要从传统个体特征因素向聚焦生活品质的城市舒适性体验转变。

城市舒适性体验新视角不仅将青年幸福感与公共服务、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还能够与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产生重要关联。城市舒适性体验视角下的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不仅注重诸如物理设施的建设，还应该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的城市软件设施，以及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等系统集成形成的城市舒适性体验。这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不但要解决公共服务“有没有”的问题，而且还需要投入更多精力解决青年人经历与感知上的“好不好”“满意与否”的问题。城市中仅仅规划与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还不够，还需要更多考虑公共服务设施及其服务的市民参与和使用情况，即体验程度和体验感知。尤其是诸如信任、公平、包容等社会软环境氛围的重要性，这些因素也会反映青年城市舒适性体验，进而影响到青年幸福感。这样的路径设计也顺应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转向，比如，“十四五”规划提及的“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等内容。

总之，青年是城市的未来。伴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城市竞争的关键在于城市持有的知识资本上。各城市应立足城市舒适性体验来培育城市生活品质，激发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承载力，进而构建青年友好型城市，会集与涵养青年，提升城市青年持有的知识资本水平。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政策重点应在“量”的基础上，立足“质”，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等要素系统集成城市舒适性体验上下功夫，从“锦标赛”式抢夺青年人才，转向以人为本地“涵养青年”。这既是促进城市青年幸福感全面提升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有效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发展阶段的场景营城模式与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BSH059)的阶段性成果]

吴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郑昊、刘润东: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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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