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穆建新

我和小伙伴们在睦南道114号门口的马路上

关于五大道的记忆，大多集中在青少年时代。回想那时的生活，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安全的担忧，我们凑到一起所讨论的就是玩儿什么，怎么玩儿，尽管都是一些调皮捣蛋的事儿。大一点儿后，看书也成了生活内容之一，不过没有学校或者家长督促，完全是兴趣使然。那些年孩子们无忧无虑，天性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小 分 队

我小学上的是实验小学，离睦南道不远，从家里拐向桂林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住校，每星期往返一次。学校的集体生活很有好处，能够较早积累团队意识和人际交往的经验。

当年的同学关系有着某种山寨色彩，班里面有大王，二王和三王。三个王的权威性不是依据学习成绩考量，而是看谁“块儿大”（身高体重）和能力，只不过这里的能力是指调皮捣蛋的坏心眼儿。每个大王都有一个副官，身份属于班里的中层。我不知道怎么混的，成了三王的副官。

好像是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看了电影《林海雪原》，记得是张勇手扮演少剑波，王润身扮演杨子荣。我们小孩儿们都为电影情节所振奋，特别羡慕小分队战士们身穿白斗篷，脚踏滑雪板穿行在林海雪原中的矫健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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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听到大王传来的口信，要每个人都准备好白斗篷。当时住校生被要求枕巾床单一律是白色，家长们都会按要求给孩子们配备好，于是白斗篷不成问题。没有滑雪板，但可以找点儿木棍树枝之类代替滑雪杆儿。

那天晚自习后回到各自宿舍，大伙儿把床单拽下来，一头叠进去一块（床单太长），然后围系在脖子上，再从床下抽出棍子树枝什么的，一切准备停当。九点熄灯以后，查房的生活老师一走，大家分头悄悄溜出宿舍，跑到了黑暗的操场上。

我们模仿小分队站成一排，大王变成了少剑波，悄悄一声令下，我们前后跟随向前跑。跑的速度必须快，那样才能让被单飘起来，更像是林海雪原里战士们的快速滑行，同时还挥舞着手里的树枝棍子，佯装滑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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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漆漆的，我们在寂静的操场上玩儿得很嗨，可又不敢大声呼喊。过了一会儿，突然听见大王压低了嗓音的命令：“老师来了，全体卧倒！”

不远处，一束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渐渐靠近了我们，就听那位还没休息的生活老师大喊到：“都给我爬起来！”

大王和老师的指令是矛盾的，不知为什么，我们似乎觉得大王的权威高于老师，就都在操场的地面上继续趴着，但心里非常紧张。

老师看到这帮孩子竟然不听话，便走近前来，挨个儿揪住耳朵，把我们拽了起来，嘴里还不断在嘲讽说：“黑天半夜披白床单，逮你们还不容易！”

转天的课上可想而知，班主任老师点名十好几个夜里出来玩儿的同学，让我们到教室外罚站。大家面面相觑，就听见我那位三王对大王说道：“夜里穿白斗篷太明显了。”大王脸上不屑地回说：“没白斗篷还叫小分队？”

病 号 饭

时下的年轻人或者更小的孩子，估计都不知道“病号饭”这个词儿。它指的是人生病以后，出于营养需要和胃口不佳的原因，单独给他们做软一些的合口饭菜。一般来讲，“病号饭”要比平时的饭菜好一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也就是老人们常常回忆的那个度荒年代，社会供应非常匮乏。我们实验小学的食堂饭菜也随着客观条件，大大降低了标准，不过基本需要还是有保证的。

那时候我们还能吃到“二米饭”，就是小米加梗米一起蒸出来的米饭，但是米里面有很多沙子一样的土渣，吃起来硌牙，我们把它称作“小米儿掺沙子”。蔬菜经常是洋白菜炒西红柿，里面没有肉和鸡蛋，稀汤寡水儿的见不到油腥。而病号饭往往是难得一见的白面条，天津人把它叫做“面汤”。

学生食堂里靠近厨房的一个角落，摆着一张旧的八仙桌和几个条凳，生病了的同学被叫到这张桌子上吃病号饭，其他所有的人在一排排餐桌上吃着“小米儿掺沙子”。

我们宿舍一共八个人，大家晚上对病号饭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逻辑分析，结论是：白面条儿是给病号吃的，要想吃到白面条就得生病，而且一定要生肠胃不好的病。

肠胃不好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肚子疼“拉稀”，这种情况下一定会让我们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饭，也就是“白面条儿”。于是我们一致决定明天早晨一起“闹肚子”。

转天早上起床铃响过后，同学们从各自的宿舍里端着脸盆到水房洗漱，生活老师到每个宿舍催促检查，到了我们宿舍却发现空无一人。一问旁边的同学，同学发牢骚地说，厕所的坑儿都被我们宿舍的人占满了。

于是生活老师赶紧跑到男厕所，走进去一看，只见我们都蹲在茅坑上。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我们的生活老师虽说是女老师，但我们不过是三四年级的小屁孩儿，也就谈不上男女之大防。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去公共澡堂去洗一次澡，记得是去黄家花园靠近今天南京路上的那个“元兴池”，去的时候都安排在早晨浴池营业前的那段时间。

天津老澡堂旧址 | 网络图片

女老师我们一起进男浴池，她只穿着短裤背心，而我们这些小男孩儿都光着“小屁溜儿”。我们在池子里自然是嬉笑打闹，女老师则一边呵斥一边帮我们打肥皂搓背。

因为孩子们贪玩儿，洗澡的时间往往会拖延，看管浴池的大爷每回都急得要命，因为到了营业时间就得准时开门，男浴客进来看见半裸的女老师可就麻烦了。

那天女老师进厕所看我们蹲在那里，有的瞪着眼睛做无辜状，有的低头故意不看老师，有的夸张的做痛苦状。老师脸上的表情一时有些紧张，大声问怎么了？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肚子疼。老师见状连忙说，都给我赶紧擦屁股起来，去医院！

出了厕所，有同学相互挤眼，意思是这回成了。老师歪头看了看这几个学生，眼神里似乎有了些疑虑。

那天上午没上课，来到附近一家医院。只见老师和医生悄悄咬了一阵耳朵，不知道说的什么，那个大夫好像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然后挨个儿让我们张开嘴看了看舌头，又按了按肚子，最后对那位女老师说，孩子们肠胃不太好，但问题不大，不用开药了，给他们吃点儿好消化的饭就行。听到这句话，我们心花怒放。

到了中午，老师把我们几个带到食堂前面吃病号饭的那张桌子，食堂大师傅出来对我们说，病号饭要单做，你们得等一会儿。大厅里吃饭的同学纷纷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我们的脸上自然是掩饰不住的洋洋得意。

过了一会儿，厨房大师傅端上来一个像脸盆大小的大铝锅，我们挤着脑袋一看，竟然是一锅稀不拉几的小米粥！

没吃早点的我们早已饥肠辘辘，没办法，我们只能哭丧着脸不出声地喝粥。这时就见生活老师和我们班主任站在门口说话，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我们，脸上挂着那种讽刺般的微笑。

游 泳 帽

暑假期间，我们几个相互住得不远的发小儿，经常约着一起去水上公园游泳，有自行车的同学驮着没自行车的，连呼带喊地高高兴兴往水上公园奔。那时候水上公园东湖边上围着的是竹篱笆，很容易钻进去。跳进湖水，有的嬉笑打水仗，有的认真学蛙泳。水里凉快，一点不觉得天气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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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同学说我们的游泳裤都是各色各样的短裤头儿，不整齐太难看，人家游泳运动员穿的都是那种清一色短腰的游泳裤。如果去买，我们没钱，一个同学很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办法，跟家长说自己的红领巾旧了，要换一个新的，家长不会不给钱。用红领巾做泳裤，肯定就一模一样了。

我家有那种老式的脚踏缝纫机，而且经常看母亲使用，还真学会了一些缝纫技术，便自告奋勇接下了做泳裤的差事。过了几天，大家都买了新的红领巾，然后跑到我家。

我自作聪明地进行了设计，从红领巾的大三角部位对折剪开，然后把三个角的尖儿都剪下一块，缝好后就和标准的泳裤一样矮腰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方案，然后七嘴八舌地催促我赶紧做。我毫不犹豫就下了剪子，顺利地完成了剪裁和缝合，我又把裤腰边折叠了一下，缝好后用来穿绳以便系紧裤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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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做的泳裤像模像样，哥儿几个都很高兴，就让我穿上试试。没想到那条泳裤太小了，怎么穿也穿不上。那时我们已经十三四岁，个子都不矮，红领巾本来就不大，对折剪裁面积又会缩减一半，怎么可能穿进去。骄傲了裁剪，失败了尺寸，我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一脸尴尬。

一个同学安慰说，没关系，咱们拿两条红领巾试试，尺寸应该没问题了。可另一个人说，可那还得问家长要钱再买一条，瞎话不好编，弄不好会挨骂。

这时又有一个人说，不做游泳裤了，反正在水里也看不出来不一样，咱们作游泳帽，也能保持队伍的一致。大家觉得这主意不错，决定分头去想办法弄块布来，红领巾是不敢用了，因为再不成功没办法和家里交代。

过了没两天，一个同学告诉大家，他从他妈妈的衣柜里偷出了一块绿布，我们又都高兴起来。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我们集思广益，参考了旧画报上的瓜皮帽，认真研究了形状的剪裁和头部的大小，终于成功了。转天大家兴高采烈地跑到了水上公园，脱下衣服戴上泳帽一头扎进水里。

1959年的水上公园 | 网络图片

东湖岸边柳枝的绿叶摇摆，岸边是绿茵茵的草地，有些发绿的湖水上飘荡着一顶顶小圆绿帽子，趣意盎然。过了一会儿游累了，我们站在水中（湖边上水不深），彼此相望，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每个人的脸上都在往下淌着绿水，原来那块绿布掉色。不过大家都说，回家好好洗洗就不会掉颜色了。

多少年后回忆当初的游泳，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最小的带绿帽子男人。

马 卧 槽

记得是一个夏天周日的上午，我们几个小孩儿去疙瘩楼一个同学家玩儿。一进那个不大的院子，看见那个同学的父亲在树荫下和一个先来的同学下象棋，于是大家围过去看。同学父亲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因为他知道和他下棋的同学颇有些棋力，所以不敢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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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中盘绞杀时，只见同学父亲左手摇着一把蒲扇，右手捏着一只“马”，在棋盘上比划进攻步骤，嘴里念叨着：“一步…两步…卧.槽…”，然后很自信地落了子。

当他抬起很有些得意的脸朝我们看时，却见我们这帮孩子面面相觑，捂着嘴在乐。同学父亲反应很快，立刻明白了我们坏笑的意思，然后忿忿地说：“你们这群小娃子啊！下流啊！”

那位同学的父亲是四川人，早年参加革命跑到延安，天津解放后跟着接管天津，是某个局的干部。熟悉四川话的人都会明白我们为什么笑，因为四川话“卧.槽”的发音和我们骂人常用的那个口头语极为相似，所以他一看就明白了这帮小坏蛋的意思。不过他那“下流”的“下”字发音是“哈”，下流也就被读作“哈溜”。

不知怎么的，“哈溜”一词成了我们这帮发小儿几十年的常用语。一说到有关男女或者涉黄的事，我们都用那位同学父亲四川发音的“下流”也就是“哈溜”来意指和评论。

后来我们干脆把那个“溜”省略掉，只用“哈”来代替，于是太下流就变成了“太哈”，特别下流或者非常“黄”，就称作“巨哈”。圈外的人一般不会明白这个词儿，而我们在使用时，估计每个人都会在脑海里回忆出五十多年前下象棋时，那位同学父亲嘴里的马卧.槽。

管 儿 崩

这里说的“管儿”，指的是当年很少见的晶体管，我们用来做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一伙儿孩子上中学后，先开始学做矿石收音机。在一棵磁棒上缠绕铜丝，用于感应电波信号，接上一颗像是今天保险丝玻璃管的那种矿石，再接上一副耳机，就可以收听电台广播。

后来出现了晶体管，也就是俗说的“三极管”，用它作放大器，再配上“单联”或者“双联”（可变电容器），不仅声音大了，可选的电台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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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学做的是单管机，也就是只用一只三极管儿。那时候还没有国产晶体管，都是从苏联进口。一只苏联型号为л401的锗管，要一块七毛多钱，于是我们决定凑钱买三极管。

以我为例，我父母每天给我一毛钱早点钱，一般都是三分钱一棵馃子，三分钱一个烧饼，三分钱一碗豆浆，剩下一分钱照例是在学校门口那个摆摊儿的老头儿那里买一块糖吃。为了凑钱买晶体管，我省掉豆浆钱和那买糖的一分钱，每天就可以凑四分钱，其他几个人估计也都大概如此。

第一次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地点是在住疙瘩楼的一个人家里，那个同学家长比较支持他玩儿收音机，所以他家的工具最全，竟然还有一块万用表。指挥并且亲自动手的是一个住在重庆道的同学，外号儿叫做“蛤蟆”。他人很聪明，是我们当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也就是今天说的“学霸”。

那天，零件该固定的，该焊接的，都准备好了，围观的人既兴奋又紧张，这可是第一次做晶体管收音机啊！只见“蛤蟆”煞有介事地说：“等我再检查一下线路！”他认真地又看了一遍插好电阻电容的线路板，然后合上开关接通了两节五号电池。

“蛤蟆”戴上耳机，一只手转动那个“单联”，我们焦急的等着“听音儿”，可看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很纳闷儿的样子，估计耳机里毫无声响。这时“蛤蟆”又把嘴唇凑到晶体管上，没想到一下子被烫了回来。只见他哭丧着脸抬起头来：“完了！电池接反了，管儿崩（烧）了！”此刻大家脸色立刻凝重起来，一时无语了。

要凑足钱买到那只苏联晶体管，几个人怎么也得凑个十天半月的，可这下子却毁于一旦。没辙，大家大眼儿瞪小眼儿互相看了半天，只能朝低头不语的“蛤蟆”说，下回小心点儿吧！

不过如老话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随后的日子里，我们逐步掌握了做半导体收音机的技术，从单管机到双管机，从来复式到推挽式，最后竟然能够做到了六管机。由于那时候打下了基础，十年后我自己还做出了电子管黑白电视机。

看 小 说

慢慢大了以后，不再干调皮捣蛋的事，大家都开始看书了。我至今对文学仍有着浓厚的兴趣，应该说根源于我小时候的看小说。

一开始看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从哥哥那儿拿来看的。1966年我上初二，哥哥是老高三的。那时候，老高三的学生即将考入大学的时候，不幸被中断了学业，内心的苦闷只能借助那些当时在地下流传的小说来纾解，而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苏联小说最受青睐。

我到现在还能回忆出从哥哥那里拿来看的苏联小说，比如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科斯莫捷绵斯卡亚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沙米亚京的《多雪的冬天》……还有一些苏联的反特小说，名字已经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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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苏联小说外，那时候还看过不少欧洲的名著，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波兰亨利克·显克维支的《十字军骑士》，捷克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些书都是在同学之间流传的。我们相互借来借去，有时还因为坚持要看完小说，不得已拖延转手的时间，双方甚至争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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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在山西时，打听到我们村里有个老地主，家里有不少藏书。一天趁着天黑，我们几个偷偷跑到他家，说是借书，其实是强行勒索。老头儿小个子，脸盘儿不大布满皱纹，颤巍巍的说：“要泞（硬）性的还是婉（软）性的？”软性的书指的是小说一类，硬性的是指偏于理论一类的书。

我们恶狠狠的小声说：别废话，都拿来！于是在每天农活之余，我先后看了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甚至还拿到了老头藏起来的《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当然，不知道那个老头儿有没有《金瓶梅》，即便他有，估计打死他也不会给我们看。

后来我转回到河北景县老家插队，因为表现不错，被抽调到县里赤脚医生培训班上学，时间一年。培训班设在当时很有名的景县一中，里面有一个被封锁了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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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一个老师关系好，就托他拿到了钥匙，我一有空就偷偷钻进去看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梅里美的《卡尔曼》和《高龙巴》，伏尼契的《牛虻》，霍桑的《红字》，以及其他好多外国名著都是在那儿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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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看的书虽然不少，但都渐渐地忘了，只有个别的小说记忆深刻，比如雨果《九三年》里的郭文将军和朗德纳克公爵，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里的那些美国青年，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里的女红军战士玛留特卡和白匪军官，特别是托尔斯泰《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和那时候还不懂的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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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奥斯特洛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至今不忘那句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这里不是想晒书单，好像今天说的凡尔赛。不过是想说，那时囫囵吞枣的看过不少书，但根本理解不了其中的意义。上大学之后，那些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为我较快钻进文史哲理论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并且渐渐明白那些小说不再是热闹的故事，而是文化和历史的具象轨迹。

我们少年时代的物质条件远不及现在，但生活充满了欢乐。现在的少年学生们，被应试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天性被渐渐摧毁，特别是动手能力和读书习惯的丧失，让人感到一种危机，不知道国家未来将会如何。我们的那些远年往事，对比今天的迥然不同，也就只能发出无奈的感叹，时代不同了，我们也老了。

完

作者穆建新，生于1951年，曾居睦南道，就读于实验小学；后下乡插队，七七年恢复高考，进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天大任教；其后弃教从商；再后涉足体育界……现远离尘俗，以摄影及文耕为乐。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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